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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原典并读:平准均输、交子本钱与盐钞虚估

本章把前几章的现代模型与两部古代文献并读:西汉的《盐铁论》与元人所修的《宋史·食货志》。目的不是证明古人「早已发现」了套利定价、准备金理论或挤兑模型,而是看古代的财政官员与批评者怎样描述跨时跨地的价差、可兑换的票据与票据的滥发,并且明确指出古代财政制度与现代金融模型之间的界限。引文据中华书局本,白话为作者所译。

平准与均输:官府的「贱买贵卖」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朝廷召集丞相、御史大夫与各地举荐的贤良、文学,讨论民间疾苦,其中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是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与平准。桓宽据会议记录整理成《盐铁论》。第 20 本第七章曾从信贷周期的角度引用此书,本章只讨论其中与价差和库存有关的一段。

原典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桓宽 撰,王利器 校注 1992)

(《盐铁论·本议第一》)

白话:大夫说:「从前,各郡国诸侯各自把当地的特产作为贡物运往京师,往来繁杂,东西多半粗劣,有时还抵不上运费。所以在郡国设置输官,统一调运,方便远方的进贡,这叫均输。在京师设立仓库,收储货物,便宜时买进,昂贵时卖出。这样官府不受损失,商人无法从中牟利,这叫平准。实行平准,百姓不失其业;实行均输,百姓劳逸均衡。所以平准、均输是用来平抑物价、方便百姓的,不是打开求利之门、给百姓制造犯罪阶梯的。」

原典

文学曰:「……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桓宽 撰,王利器 校注 1992)

(同上)

白话:文学说:「……如今(官府)放着百姓有的东西不要,偏要他们交出没有的东西。百姓只好贱卖自己的货物,去换取上面要的东西。近来有的郡国命令百姓织布絮,官吏任意刁难,强行与百姓交易。官吏收进来的,不只是齐、阿的细绢和蜀、汉的布,也有民间自己织的。(官吏)营私舞弊、贱买充数,农民加倍受苦,织妇再次纳税,看不出运输有什么均衡。官府胡乱征发,关起门来独占市场,各种货物都被收购。货物都被收购,价格就飞涨。价格飞涨,商人就跟着牟利。官府自己做买卖,官吏就容易藏奸。豪吏富商囤积货物等待急需之时,投机商与奸吏贱买贵卖,看不出物价有什么平准。」

用现代语言说,平准是一个由官府持有的缓冲库存:价格低于某个水平就买入,高于某个水平就卖出,把时间上的价差抹平;均输则利用地区之间的价差与运费,统一调运。它们和套利确实有一个共同点——都从价差中获利,并因此压缩价差——这正是大夫所说「商贾无所贸利」的意思。但框架所说的「套利性质」只是一个类比,二者至少有三点根本不同。第一,现代意义上的套利者是众多相互竞争的私人,平准是垄断的官府;文学指出的恰恰是垄断带来的问题:「阖门擅市」之后,价差不是被压缩,而是被官吏与豪商据为己有。第二,平准的目标首先是财政收入与物价稳定,不是风险中性的定价。第三,书中没有任何数量化的价格模型;把它读成「均值回复交易」是现代的投射。文学的批评,在今天看来更接近一个关于委托—代理与寻租的论点:制度设计的初衷,抵不过执行者的激励。

交子:本钱、界与滥发

北宋时四川通行铁钱,又重又不值钱。民间富户先发行了一种可兑换的纸券,后来由官府接管。

原典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脱脱 等撰 1977)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志下三》)

白话:会子、交子的办法,大概取法于唐代的飞钱。真宗时,张咏镇守蜀地,忧虑蜀人用的铁钱太重,不便交易,于是设立凭券的办法,一张交子当一缗,以三年为一界,到期换新。六十五年间共二十二界,称为交子,由十六家富户主持。后来富户资财渐衰,不能偿还所欠,诉讼不断。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求设立益州交子务,由官府专管它的发行与兑换,禁止私造。仁宗采纳了这个建议。每一界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限额。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始置益州交子务」在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 (李焘 撰 2004),按公历已是 1024 年 1 月,官交子从次年开始发行。《宋史》说「以三年为一界」,也有研究者认为实际换界周期满两年左右(跨三个年头),本书不作判断。

原典

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宣和中,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至今引价复平。(脱脱 等撰 1977)

(同上)

白话:大致说来,过去每印造一界,都准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交替相承。大观年间,不储备本钱而无限制地增印,以至于一缗的钱引只值十几文钱。到张商英执政,奉诏恢复旧法。宣和年间,张商英上奏汇报当时的做法,认为自从恢复旧法以来,钱引的价格又回到了平稳。

这两段是框架所说的「首届发行额 1,256,340 缗与本钱 36 万缗」的出处。核对原文可以看到两点。第一,1,256,340 缗是每界的限额,36 万缗是每界准备的本钱,不是首届的特定数字。第二,两者之比是 360,000/1,256,340≈28.65%360{,}000 / 1{,}256{,}340 \approx 28.65\%,用现代的话说,这是一种部分准备的可兑换纸币。大观元年,朝廷「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 (脱脱 等撰 1977),交子改称钱引;此前的哲宗绍圣年间以后,已经「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到大观年间「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一缗(一千文)的钱引只当十几文,贬到面值的百分之一二。南宋绍兴六年,朝中有人反对把有现钱支撑的关子改成没有本钱的交子,说得更直接:「官无本钱,民何以信?」 (脱脱 等撰 1977)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对宋代纸币的兴衰有系统的研究 (Glahn 1996)。

盐钞:「出多虚钞」

盐钞是另一种可兑换的票据:商人向边防输送粮草或现钱,换取盐钞,再凭钞到产地领盐贩卖。

原典

中书议陕西盐钞,出多虚钞,而盐益轻……

自新法未行,钞之贵贱,视有司出之多寡。

言事者以钞法屡变,民听疑惑,公家失轻重之权,商旅困往来之费。(脱脱 等撰 1977)

(同上。三句分别出自熙宁七年中书的议论、元丰四年李稷的话,以及崇宁初年的奏议)

白话:中书讨论陕西盐钞,认为发出的空头盐钞太多,盐(钞)就越来越不值钱……在新法实行以前,盐钞的贵贱,看主管官府发出多少。上书言事的人认为,盐钞的办法屡次改变,百姓疑惑,官府失去了调节轻重的权柄,商人为往来奔波所困。

这三句话几乎可以直接放进一本货币经济学教科书:票据的价值取决于发行量与可兑换的实物(盐)之间的比例,规则反复改变会摧毁信用。同卷还记载了范祥改革之后的情况:至和年间以后,沿边又允许以粮草折当现钱,于是「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 (脱脱 等撰 1977)。框架还提到茶引的兑现;《宋史·食货志》的茶法部分对茶引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本书未能逐字核对原文,所以只在此提及,不作引用。

与现代模型的结构对照

证据

挤兑模型。 戴蒙德与迪布维格 1983 年的模型中,银行持有流动性差的长期资产,却提供可以随时提取的存款;每个存款人是否提取取决于他对别人的预期,所以同一家银行既可能处于「没有挤兑」的均衡,也可能处于「人人争先提取」的均衡,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一无所获。他们论证,除非总的现金需求可以确定预知,暂停兑付并非最优,由政府或央行支持的存款保险能消除挤兑的动机 (Diamond and Dybvig 1983)。

把交子与这个模型对照,结构上的相似与差别都很清楚。相似之处:交子以约 28.65% 的本钱支撑全部面额,是部分准备的可兑换负债,「富民十六户」私营时期「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正是兑付能力不足引起的信用崩溃。不同之处同样重要:大观年间的贬值主要不是自我实现的挤兑,而是发行者本身为了财政需要「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用现代的话说,这是财政主导下的超发与通货膨胀,而不是一个原本健康的机构因预期而倒下。盐钞的「出多虚钞」也一样:票据的数量相对它所代表的实物不断膨胀。

与前几章的对照更是类比:强平卖单相对订单簿深度过多,价格跳空;票据相对本钱或实物过多,票据崩落。共同的结构是「对有限资源的索取超过了资源本身」,但古人没有分支比、均衡或概率的概念,本书不认为他们「早已发现」了准备金理论或挤兑模型;这些文献的价值在于留下了一千年前关于信用与滥发的真实记录,以及对执行者激励的清醒批评。

本章小结

平准、均输与套利只有形式上的相似,它们是垄断性的财政与物价政策。交子每界以 1,256,340 缗为额、备本钱 36 万缗(约 28.65%),大观年间不蓄本钱而滥发,一缗钱引只值十几文;盐钞也因「出多虚钞」而贬值。与戴蒙德—迪布维格模型相比,它们的崩溃更接近财政性超发,而非自我实现的挤兑。下一章回到现代:一份核查表与一项预注册的样本外检验。

参考文献

Diamond, Douglas W., and Philip H. Dybvig. 1983.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3): 401–19. https://doi.org/10.1086/261155.
Glahn, Richard von. 1996.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李焘 撰. 2004.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
桓宽 撰,王利器 校注. 1992. 盐铁论校注(定本). 中华书局.
脱脱 等撰. 1977. 宋史. 中华书局.

Fan, Y. (2026). Liquidation Cascades, Order-Book Depth Depletion and Cointegrated Statistical Arbitrage: Ornstein-Uhlenbeck Processes and Kalman-Filter Dynamic Hedging [高杠杆衍生品清算瀑布、订单簿深度衰竭与协整统计套利] (Version 1.0.0). 5D Librar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3796776 · Licen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ND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