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法》：循名而责实

白话：所谓「术」，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职位的名分去考核实际的作为，掌握生杀的权柄，考察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所执掌的。所谓「法」，是把政令明文公布在官府，使刑罚的施行在民众心中确定无疑，奖赏给予谨守法令的人，惩罚施加于违犯法令的人，这是臣下所遵循的。

《定法》是韩非对申不害之「术」与商鞅之「法」的比较与综合。「循名而责实」可以读作一种绩效考核的原则：先确定每个职位应当做什么（名），再按照实际做了什么（实）来赏罚。这与第六章讨论的指标问题直接相连：考核的前提是「名」能被清楚地界定，而一旦「名」被用来决定生杀赏罚，它就承受了古德哈特所说的那种压力。

还要注意「术」与「法」的区别。法要「著于官府」，公开；术却由君主独执。《韩非子·难三》说得更直接：「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陈奇猷 校注 2000) 术是藏在心里、暗中驾驭群臣的手段。这与第六章的「不公布的随机审计」形式上相似，目的却完全不同：现代的随机抽检通常事先公开规则（会抽检、罚则是什么），只是不公开抽检的时间与对象；而「术」的要义是让臣下猜不透君主本身。

《二柄》：言与事，名与功

白话：英明的君主用来引导和控制臣下的，只有两种权柄：刑与德。什么是刑与德？杀戮叫作刑，奖赏叫作德。君主想要禁止奸邪，就要审察「刑名」是否相合，也就是言论与事功是否一致（今本此句作「言异事也」，一些校本改作「言与事也」，这里按「言与事」理解）。臣下陈述自己的主张，君主依据他的主张交给他事情做，专门按照这件事来考核他的功效。功效符合所做的事，所做的事符合他的言论，就赏；不符合，就罚。所以，臣下话说得大而功效小的要罚，不是罚他功小，而是罚他的功效与名义不符；臣下话说得小而功效大的也要罚，不是不喜欢大功，而是认为名实不符的危害超过了大功的好处，所以要罚。

这一段在现代读者看来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同时惩罚夸大与低报。如果只罚「言大而功小」，臣下就会低报承诺、留有余地，然后以超额完成邀功；同时惩罚两个方向的偏离，等于要求申报本身准确。在形式上，这与现代激励设计中让人「如实报告」的思路有相似之处：申报偏离实际，无论向哪个方向，都要付出代价。

但两者有三点不同。第一，现代的激励相容是在参与者自愿参加的前提下，让如实报告对他自己有利；《二柄》中的臣下没有退出的选择，罚则是杀戮。第二，现实工作的结果受运气影响：一项严格惩罚任何偏离的规则，会让臣下（或员工）回避一切不确定的事情，因为即使如实申报，结果也可能偏离。现代合同理论中，结果有噪声时，最优的激励必须容忍偏离（本系列第 16 本讨论过风险与激励的权衡）。第三，「言小而功大者亦罚」在现代组织中会挫伤主动性：它把控制看得比产出更重要，这正是韩非的价值选择。

白话：从前韩昭侯喝醉后睡着了，掌管君主冠冕的官员看到君主受凉，就把衣服盖在君主身上。昭侯醒来很高兴，问左右：「谁给我盖的衣服？」左右回答：「典冠。」昭侯于是同时处罚了典衣和典冠。处罚典衣，是因为他失职；处罚典冠，是因为他越权。并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越权的危害比受凉更大。所以英明的君主驾驭臣下，臣下不能越出职守去立功，不能陈述了主张而做不到。越职就处死，言行不符就治罪。各守其职，所说的话都真实可信，群臣就无法结党营私、相互包庇了。

这个故事常被归入《定法》，实际出自《二柄》。从机制的角度看，韩昭侯担心的是两件事：其一，职责边界一旦模糊，「名」就无法用来考核「实」——典衣失职，却被典冠补上了，考核制度从此看不到典衣的失职；其二，越职帮忙会让官员之间形成相互掩护的关系，即故事最后说的「朋党相为」。这与第二章 VCG 对落败者之间协调的脆弱、第六章「单一指标容易被操纵」的问题意识相通：一套考核制度要有效，必须防止被考核者之间的协调破坏信息。

但代价同样明显。典冠的行为对君主有益，惩罚它等于告诉所有人：多做一件对组织有益但不在职责清单上的事，是危险的。现代的多任务模型告诉我们，大量有价值的工作恰恰是不可衡量、不在清单上的；一套只奖赏「名实相符」的制度，会把这些工作挤出去。

《管子·明法》：不淫意于法之外

白话：所以先王治理国家，不在法度之外放纵心意，也不在法度之内私行恩惠。一举一动无不依法，是用来禁止过失、排除私情的。

作者原稿所引「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与通行本基本一致，句首通行本有「是故」二字。需要说明的是，《管子》中另有《明法解》一篇，是对《明法》逐句的解说，两篇不同；本句出自《明法》。《韩非子·有度》中有几乎相同的句子，作「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陈奇猷 校注 2000)。

这句话强调规则的确定性与对私人裁量的排除。在机制设计的语言中，这与「承诺」相关：一套规则只有在设计者自己也受它约束、不会在事后为了某个人改变时，参与者才会按规则预期行动。第二章说二价拍卖的好处在于「你的出价只决定你是否赢」；如果拍卖方可以在看到出价之后随意更改价格规则，这一好处就消失了。「不为惠于法之内」——不在规则之内给人额外的恩惠——正是事后不改规则的一种表述。

儒家：「政者，正也」与「上下交征利」

白话：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回答：「政，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百姓只求免于受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来整顿，百姓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自我约束、归于正道。

白话：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有什么能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吧？」孟子回答：「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族』，士人和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

儒家的这几段话与法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机制设计的基本假设是参与者追求自身利益，设计者的任务是让自利的行动与共同的目标一致；孟子却警告，如果上上下下都只从「利」出发，整个共同体就会陷入危险。「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可以与本系列第 24 本讨论的挤出效应并读：以惩罚为主的规则可能带来遵从，却削弱人们自己认同规范的动机——这是一个经验上有争议、但有一定证据的现象，不能把孔子的话当作证据。「政者，正也」则提醒，规则的制定者本身是否守规则，会影响规则的可信度；这与《管子》「不为惠于法之内」从不同的方向说了相近的事。

互补、张力与界限

把这些文本与现代机制设计并读，可以看到一种互补：法家关心规则的可执行性、考核的名实一致、防止下属之间的协调；儒家关心规则制定者的示范作用，以及规则之外的道德动机。现代研究在两方面都提供了更精确的工具：第六章的模型说明了「名实」考核为什么会在压力下失效、随机审计如何缓解；挤出效应的研究说明了以惩罚为主的规则在什么条件下会削弱内在动机。

但有三点界限必须说明。第一，目的不同。 法家的赏罚是君主控制臣民的工具，「术」要求暗中驾驭、令人猜不透；现代机制设计面向平等的参与者，要求参加是自愿的、规则通常是公开的，并以参与者的福利与公共福利为目标。第二，方法不同。 古代文本是规范性的论说与故事，现代机制设计是在明确假设下的数学证明与可检验的实证研究；「循名责实」与激励相容在形式上的相似，不等于古人提出了同一个理论。第三，价值前提不同。 孟子批评「上下交征利」，并不是在讨论如何设计激励相容的规则，而是在主张道德优先；把它读成「激励设计要防止局部利益冲突」是现代人的转译，不是原意。本章的白话解释是作者的读法，注家对这些段落常有不同的理解。

本章小结

《韩非子·定法》的「循名而责实」是一种按职位名分考核实际作为的原则，与现代的绩效考核问题意识相近，也同样面临指标被操纵的压力；《二柄》同时惩罚「言大而功小」与「言小而功大」，在形式上要求申报准确，韩昭侯「兼罪典衣与典冠」的故事（出自《二柄》而非《定法》）显示了为维护名实可考核而惩罚有益越职的代价；《管子·明法》「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强调规则的确定性与对事后裁量的排除；《论语》的「政者，正也」「道之以德」与《孟子》的「上下交征利」提醒规则之外的示范与道德动机。古代法家服务于君主集权，现代机制设计服务于平等主体的自愿契约与公共福利，两者的形式相似不能掩盖目的、方法与价值前提的根本不同。下一章给出一份核查表与一项试验方案。